完善司法体制,确保审判独立

本报北京报道(记者王尔德)在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到,司法部门内部的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力度也在加大。法院加强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建立了廉政监察员、法官任职回避、防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防止利益冲突等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汤维建做客正义网时认为检察监督的立法条件趋于成熟吕卫红
孟澍菲 张庆

如果将司法观念的保障看成是软性保障的话,那么体制保障和机制保障则属于硬性保障的范畴,是一种看得见、可以定性定量分析的保障系统,因此相比较而言较受关注。体制保障往往涉及国家权力优化配置的敏感问题,因而应当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不是简单地从理论框架、更不是从西方语境出发,来探讨问题、研究方案。笔者认为,在我国,司法公正的体制保障应着力在以下方面进行: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治理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对任何一个法治国家而言都至关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汤维建对本报记者介绍。

全国政协委员汤维建做客正义网。

其一,采取尽可能的措施,确保司法机构从依附于地方的体系中走出来,这可称为“机构保障”或者称为“体制保障”。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的权力应当具有超脱性、普适性、中立性和一体性,它应放眼于全国范围内全部纠纷和全部当事人,而不是仅仅为地方服务的地域性机构。惟其如此,方能保证实现司法的公正性和司法的统一性,才能赢得当事人对于司法的信赖和倚重。而目前我国对于司法机构的体制安排就难以达到上述理想目标,地方各级司法机构是难以避免地方利益的杯葛和影响的,其抗干扰能力也因其多方面的紧密的依附性而难以养育,由此所导致的司法公正状态就可想而知了。这种现象就是人们所诟病的司法地方化或地方保护主义。司法的地方化或地方保护主义,乃是司法公正的大敌或大忌,也是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最大阻碍。

汤维建认为,目前司法腐败存在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够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为司法的行政化和地方化。为此。他建议应尽快实现司法的“去行政化”,这是防治司法腐败的良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连续两年在两会上提交的提案都与检察监督有关。今天,他做客正义网,最想跟网友谈的还是检察监督。

其二,完善诉讼制度,强化司法职能的控权性。司法能否公正,一个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它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排除行政以及其他权力的渗透和干预。只有在它具有独立的司法职能后,才能合理地对司法机关提出公正性的要求。而要实现司法职能的独立性,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它有足可以抵御其他权力不当干预的内在力量,这就是司法职能的控权性,这需要通过完善诉讼制度、扩大司法管辖范围以及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等措施加以落实。

汤维建还提醒,治理司法腐败,还要处理好调解与审判的关系,树立规则之治原则,防止出现以调代审。

回顾2009年,从“开胸验肺”到“飙车撞人”,从“天价烟局长”到“徐宝宝死亡”……网络监督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司法公正,但是汤维建认为,这种新生的监督力量也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即没有强制力、没有拘束力、没有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另一个类型的监督,即权力性监督。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就是一种权力性监督。“检察监督是国家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一个权限。检察监督和网络监督、舆论监督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被监督的主体一定是要有回应的,而且其监督意见不能轻易被否决。”汤维建说。

其三,司法官员的受保障性。司法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也是一种崇高的事业。这种职业原本应当是社会精英热衷向往的神圣职业,司法官员应当是受社会普遍尊重和爱戴的人群。然而现实并不容乐观,虽然在我国“优秀的司法官做律师”并非普遍,但司法队伍中的人才流失现象不可谓不严峻。在部分法律学人看来,法院、检察院似乎就是律师职业或其他法律服务职业的操练场所和中转站,真正愿意终生献身于司法事业的法律人,比率并不理想。这是我国司法制度应当反思的地方。司法公正的实现需要有高素质的司法人才作为载体和支撑,司法队伍的建设离不开健全完善的司法体制。

司法审判权应与司法行政权分离

要有具体操作规范

实行二元化的陪审制度,推广人民陪审团制度

《21世纪》:你认为司法腐败的体制原因是什么?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检察监督不仅在宪法上要有最高依据,同时也要有具体的操作规范,这个操作性规范一定要明确,一定要特定,一定要具有可操作性。”汤维建连说了三个“一定”。但他坦言,现在我国关于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规范比较分散,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有涉及,在三大诉讼法中也有所涉及。但这些条文一方面比较原则,仅仅“点到为止”,另一方面比较分散,操作起来也不便利。同时,对于民众获知和通过检察监督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不是很便捷。为了使检察监督能够有序、有效地开展,检察监督的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工作是必须要做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我国应当综合吸收两大法系陪审制度的优势,摒弃成规,形成二元化的陪审制度。

汤维建:说起司法腐败,人们通常都想到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权力案和暗箱操作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大多是由于我国的司法体制造成的。司法体制的不完善之处在于,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现象严重。

三大功能维护司法公正

一是建立人民陪审团制度。在任何一个案件中,是否实行陪审团审判,应当首先由当事人选择。如果当事人选择实行陪审审判,则应当采用“人民陪审团”的形式。应当赋予人民陪审团认定事实的独立权能,除非通过特别程序,法官不能推翻陪审团做出的事实认定。在陪审团事实认定的基础上,法院适用法律做出裁判。实际上就是将英美式的陪审团制度经过适当改造引入我国。这种陪审团制度,应当作为我国陪审制度的常规形式看待。目前人民陪审团制度已经在河南法院等地进行了试点,试点的效果较好。(汤维建:评“河南濮阳有个人民陪审团”,《光明日报》2011年5月19日,第15版。)笔者曾著文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人民陪审团制度试点。(汤维建:人民陪审团制度试点的评析与完善建议,《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3期。)

《21世纪》:如何理解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

“检察监督对司法公正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汤维建认为,检察监督有三个功能可以促进司法公正,“法院审判案件,可以说是司法公正的一种生产过程。在法院审判案件过程中,检察院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一方面可以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合法性、合理性、规范性监督,确保审判活动依法、公正进行,纠正一些错误的、不规范的审判行为,确保程序公正,这是检察监督的一个功能。”

二是建立专家陪审员制度。如果当事人不选择适用陪审制度,而案件涉及专门技术问题的,法院认为有必要,也可实行陪审制度。这里所形成的陪审制度依然是参审形式的陪审制,陪审员和职业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合一行使审判权。当事人对此种选择可以提出异议;一经当事人提出异议,法院就不得采用该种陪审形式。对于案件中的专门问题则采用鉴定人鉴定的形式加以解决。为此,应当建立专家陪审员名册,分别担任各类专门诉讼案件的陪审员。

汤维建:司法的行政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司法的外部行政化,即地方党政部门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均将司法机关视作与行政机关无异的下属机构,其实质是改变了“一府两院”的平行结构,将“两院”置于一府之下或一府之内。究其本质而言,“两院”与地方政府的“委办局”相比其实并无何等差异。

“检察监督还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进行某种监督,包括当事人滥用诉权,恶意诉讼,提供伪证,虚假陈述,或者是做虚假鉴定等等。检察院对当事人的这些诉讼行为进行监督,从而使诉讼能够在诚信、合法、有序的轨道上进行。”汤维建说,检察监督还对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衡起到保障作用——由于检察监督的介入,使得弱势一方当事人和强势一方当事人的地位趋于平衡,使不平衡的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