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在一些博士生看来,给导师“做项目”是件不错的“活儿”。

实际上,就算周祖德真的很无辜,真的因为日理万机而被学生“善意地陷害”了一回,作为导师、作为校长,都有必要以更大的勇气来真正担负起“疏于教育管理”的责任。

图片 1硕士论文捆绑销售
高校亟需导师负责制

  “首先,能够得到一定的报酬,具体数目视‘项目经费以及导师人品而定’;其次,自己能够获得学术成果,有时导师会把学生的名字加在自己名字后面,有时导师会在前言中注明某一章节是由谁来执笔的,最差的也能在后记中写上,‘感谢自己的学生某某为此书作出了贡献’。”一名在读博士生说。

据《楚天都市报》8月9日报道,8月8日下午,武汉理工大学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就近期媒体报道周祖德校长论文涉嫌抄袭一事进行了情况通报。随后,在学校召开的副处级以上干部参加的情况通报会上,周祖德为此事给学校带来的伤害致歉。

“教不严,师之惰。”这句早就收于《三字经》上的古语,在如今的高校俨然有了升级版。细究今年被揭发的数起影响恶劣的学术造假事件,其背后无一不隐含“惰师”:博士生论文被指抄袭,位居学校行政要职的博导却惊呼“不知情”;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除了致谢词为亲自撰写以外,其余内容均是在电脑上以“复制+粘贴”搞定,而论文的指导教师除了挂名外,连基本的论文审查职责都没有履行;还有一些博导、教授,自个儿都因为抄袭论文东窗事发成了被“炮轰”的对象……

  不过,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感恩”于导师的“栽培”,“有些老师自己一年拿几十万元,对一个学生一两万元都不愿支付。”一名已经毕业的博士坦言,“我做了很多项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和工作有什么区别?读博期间还做那么多横向项目,还不如出去工作”。

最近几年,学术剽窃事件时有发生,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广州、成都、杭州、沈阳……教授涉嫌抄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随着院长甚至校长的加入,抄袭者档次有渐增之势。

“打击学术不端行为”、“还学术本应有的尊严和体面”……诸如此类学术口号近来年被高密度提及时,人们更多地是对教育界发出呼吁:革除学术“潜规则”,打破师生间利益捆绑的局面。

  不论评价如何,在“项目”的推动下,博士与导师之间终于形成了类似于老板与员工那样的雇佣关系。

从人文到理工,从中医到体育,一个又一个有着很高学术地位和行政职务的导师们先后被卷了进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署有自己名字的论文被指抄袭后,责任却一概被推给了第二作者,也就是自己的学生。周祖德的情况也是一样,他是论文的第一作者,但按照他给出的解释,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学生在论文里写了什么。

高校学术“潜规则”,首要一条就是“学生发论文,主要靠‘老板’”。

  在《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作者就明确指出,“中国大学科研中的‘老板制’是功利主义的产物,是师生关系功利化的结果。这是一种利益驱使和彼此回报的关系”。

周祖德不知道学生的论文是抄出来的,这一点或许可信。学生干活,导师署名,而且还要署在前面,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学术领域的潜规则。碰到认真负责的导师,可能还能给一些指导,但那些工作忙一些,自己的事情多一些,完全放手让学生自己鼓捣的,也大有人在。看起来周祖德就属于后者,给你署我名字的权利,就是在帮你了——打着校长旗号发表出来的论文,通常是比较有面子的。只是,为人师表,既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学生不走歪路,也没有带领好自己的学生搞好科研,论文做得好就坐享潜规则,出了事就把责任往学生头上一推,这样的师表也太好当了吧?

当越来越多的学生尊敬地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板”时,越来越多的“老板”也开始一一套用那些“简便省事”的规则来带教学生,师生关系由此走向异化。

  39%的博士认为学术不端“值得同情”,23%的人表示“可以原谅”。博士培养过程日趋利益化功利化,甚至成为了学术不端的源头

姑且不论抄袭与否,根据《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仅仅是“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就要被严肃处理。但令人失望的是,抄袭丑闻在业内流传时,周祖德只将板子打在了谢鸣的屁股上,被媒体公开曝光后,他也只肯承担“疏于教育管理”的责任。实际上,就算周祖德真的很无辜,真的因为日理万机而被学生“善意地陷害”了一回,作为导师、作为校长,都有必要以更大的勇气来真正担负起“疏于教育管理”的责任。

导师当课题“批发商” 论文署名成了“当然”

  有专家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在“老板制”建立之后,作为培养创新型研究型人才的博士培养过程日趋利益化功利化,甚至成为了学术不端的源头。

国际上,一旦卷入此类丑闻,当事人基本上都会辞职“以谢天下”。国内似乎不流行辞职,但因为抄袭,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湛匀被免去了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其相关行政职务也被撤销。因为抄袭,原浙江大学副教授贺海波被开除,同在论文上署名的中药药理研究室主任吴理茂被行政记大过并解聘,药学院院长、合作导师、工程院院士李连达也不再被续聘。

青年教师邵波(化名)就职于沪上某高校化学系教学实验室。对理科生来说,实验室是除却课堂之外最重要的学习“阵地”,学生的论文写作都要在实验的基础上撰写。然而,就是在弘扬科学精神的实验室里,邵波闻到的,却是学生和教授之间充满“人情味”的值得商榷的“合作”关系。

  一名给导师“做过项目”的博士向《法制日报》记者描述了项目的“生产过程”:“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马不停蹄地写出了数本关于某一研究领域的著作及教材,搭建起了某一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而这些书的作者无一例外地挂上了我们导师的名字。”

几乎在同等情况下,周校长却把自己择得一干二净,大有凭一句道歉就想全身而退之意,未免太没担当、太没尊严了吧?

“现在的学生往往在进实验室前根本没有自己的研究课题,迫于论文发表的压力,只能从导师那里讨一个实验题目。等实验结束了,他们就很自然地把导师的名字作为论文的第二作者署上,有些学生甚至把导师挂为第一作者。还有的学生连实验室专职老师的名字也都一并署上。”

  至于项目的质量,一名读过上述项目中某本著作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那天晚上我越翻越觉得似曾相识,立刻跑到图书馆查阅,结果发现,和其他两位学者的书有不少雷同之处,好几个地方整整半页都是完全一样的,既没有引号也没有注释。”

敢问周校长,不辞职以谢天下,何以为人师表?

邵波讲述的这一情况,几乎在沪上高校很多实验室上演,甚至已经被不少师生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从实验到论文”的生产流程。

  最后,这名业内人士为该著作下了结论——“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抄的”。

但邵波由此发出的疑问是:老师的署名权能够如此轻易地下放给学生么?因为按照学术惯例,导师或实验室工作人员如果对学生的论文确有贡献,那么在论文上署名天经地义;但如今的很多情况则是,学生从老师那里获得了课题,但是在做实验期间,指导老师或许根本没有过问。实验进展如何,论文究竟是抄袭还是原创,概不知晓。那么,老师就因为是课题“批发商”,便能够公然地在学生的论文上署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