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工作了27年的代课教师朱晨霞来说,现在最焦急的事,莫过于筹齐两个双胞胎儿子上大学的路费。

教龄30年的甘肃省宕昌县乡村代课老师王世明,因为从1989年开始出远门打工过4年,中断了教龄,至今没有转正,“可能永远也转不了正了”。去年,王世明被评为“最美乡村教师”,可除了带回一块铜色的奖牌外,他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工资条上还是雷打不动的400元。(7月23日《中国青年报》)

给不给正式教师名分也许可以依据教育行业的行规,但在“同工同酬”上必须依据国家的法律

这个夏天,48岁的朱晨霞是在焦急与慌乱中度过的。她先是焦急地陪伴两个儿子度过了紧张的高考[微博]时光,还没等缓过劲来,两个儿子相继被录取的消息传来,她和全家再次陷入了焦虑之中。

从声望上看,“最美乡村教师”在社会评价体系中占据了较高的位置;从财富上看,每月400元工资是不折不扣的低收入者,在经济分层中处于底端位置。解读“最美乡村教师”,不仅要看到为人师者的责任和担当,也要看到在美好标签的背后,代课教师所承载的无奈、艰辛、委屈和痛苦。

教龄30年的甘肃省宕昌县乡村代课老师王世明,因曾外出打工4年中断了教龄,至今没有转正,他认为“可能永远也转不了正了”。如今,王世明每月工资只有400元,而当年与他一起代课的教师转正后拿到了4200元。(7月23日《中国青年报》)

两个儿子的成绩还算争气,小儿子柳炎杰被新疆石河子大学[微博]录取,而大儿子则被广东海洋大学[微博]录取。加上在天水师范学院读大三的女儿柳亚亚,即将开学的秋季,这个家庭要同时支撑三个大学生的学业。无疑,这让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代课教师工资微薄、处境艰难,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匮乏,还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尊严和体面缺失。不论是“贼来不怕客来怕”的家徒四壁,还是“代课教师”的尴尬身份,抑或村民的“冷嘲热讽”,都显示王世明这个最美也最悲情的代课教师,在刚性的制度规范面前成为“一刀切”的受害者,既难以转正,薪酬待遇也没有得到提升。

王世明去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最美乡村教师”,可除了带回一块奖牌外,他的生活没有发生变化,工资条上还是雷打不动的400元。王世明从1980年开始代课,郭家湾村周边的几个村学,几乎被他教了个遍,教学条件一个比一个艰苦。有时候他一个人要带三个年级,既是语文老师也是数学老师,既是音乐老师也是生活老师。可是,他愣是创造了“没有一名适龄学生辍学”的奇迹,而王世明自己,则成了村里最穷的人。

1987年从庄浪高中毕业后,朱晨霞当上了代课教师。不久,她和同为代课教师的柳小平结婚,婚后俩人拿着低微的工资养育了三个孩子。

和其他弱势群体一样,代课教师在身份、待遇、发展空间、社会认同等方面承受了太多的“痛点”;代课教师的命运,真实而残酷。正如知名学者易中天所言,“人们把老师比喻成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完全不赞同。这是不把老师当人,照亮别人的同时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就不能不毁掉自己吗?”如果说代课教师用“责任与担当”来铺就乡村教育的阶梯,那么我们到底有多少“爱与勇气”来尊重和回应代课教师的利益诉求?

每月只有400元工资依然坚守三尺讲台,明知“可能永远转不了正”依然无怨无悔,这是一种什么精神?也许,像我等凡夫俗子没资格评价,只有历史才有这个资格——是的,历史终将会给代课教师群体一个公正的评价,无论他们遭到无情的“清退”还是被认为“以不合法的方式存在”,他们为教育事业尤其是农村教育作出的贡献永远不可能被磨灭,而近年来一个个代课老师成为“最美教师”,早已让这个群体获得了世人的颂扬和敬重。

参加工作的1987年,朱晨霞每月的工资只有40元。此后,虽涨过几次工资,但目前也只有每月185元。

对于偏远落后的乡村来说,每一个学校都是一堆火,每一个代课教师都是一盏灯。尽管清退代课教师是必然趋势,但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能否走出“制度僵化”的误区,避免人性中的庸常之恶,依然考验着社会对代课教师的态度。事实上,制度刚性并不等同于“一刀切”,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对一些弱势群体和极端情形给予一定的倾斜与关照,不仅没有破坏制度,反而增加了制度的人性价值。

400元与4200元,这是当地代课教师与正式教师的收入差距,而决定这种差距的不是教学能力和业绩,而仅仅是一种身份标签。干着同一种工作,付出同样的辛劳,乃至取得同样的业绩,却被硬生生地贴上两种身份标签,并依据身份标签给予天壤之别的待遇,这既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平和身份歧视,也是一种早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陈规陋习。

为了能给三个孩子多凑点学费,这个酷热的夏季,两位代课教师放弃了假期,跑到县城打工。丈夫柳小平在石料厂打工,每天的工资是80元,而朱晨霞则在一家单位打扫卫生,辛苦一天可以挣到40元。

爱尔兰作家萧伯纳有一句名言,“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好”。作为代课教师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最美乡村教师”的人生迫切需要制度护佑和人文关怀。让代课教师过上更加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是全社会不可回避的共同责任。杨朝清

如若不信,可以翻看现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其中早已没有“临时工”和“正式工”之分,所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都是“正式工”。可为什么在教育行业,仍然堂而皇之地存在“正式教师”与“代课教师”之别?这种区分本身就不合法。更重要的是,“同工同酬”早已被写入劳动法规,代课教师与正式教师都从事着“教书育人”的工作,获得的薪酬却有天壤之别,难道相关政策制定者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难道教育行业就可以游离于劳动法规之外吗?

双胞胎兄弟和他们的姐姐同样也没有闲着—地里3亩多的小麦需要收割,玉米和洋芋地里的草需要拔。

不客气地说,代课教师的权益长期遭受“制度性侵犯”,没人管没人问乃至习以为常,这是劳动法规的耻辱,也是教育行业的耻辱。尤其让人难以释怀的是,有的地方甚至故意大量聘用代课教师,他们拿着低廉的薪水,地方政府因此可以节省教育经费投入,代课教师俨然成了地方政府的廉价劳动力。

这7亩薄山地一度是这个家庭赖以度日的基础。执教一生,穷困一生,朱晨霞夫妇俩盼转正盼了一辈子,但现在这个愿望几乎遥不可及。

代课教师王世明的经历表明,在一些偏远贫困地区,师资力量仍然严重不足,学生和学校还离不开“王世明们”。既然如此,就应该让他们转正,即使不转正,至少应提高他们的待遇,让他们与正式教师“同工同酬”。给不给正式教师名分也许可以依据教育行业的行规,但在“同工同酬”上必须依据国家的法律。地方政府既然聘用“王世明们”,就要给他们合理合法的待遇,决不应该让代课教师“挤出的是奶,吃的却是草”。(晏扬)

按照甘肃省有关代课教师转正的规定,年龄在45岁以下的代课教师,在取得大专文凭以及教师资格证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参加考试逐步转正。

为此,朱晨霞也曾努力争取过。她将10年积攒的微薄工资换了一张电大的大专文凭,赶在年龄超限前考了一次试,但遗憾的是没有通过。

如果将老代课教师全部清退 偏远乡村的教学点可能校门难开